论《额尔古纳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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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在民族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之间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既五彩斑斓又泥沙俱下的当下文学创作中，《额尔古纳河右岸》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迟子建继《伪满洲国》之后，再次以日常生活叙事重新建构了一次边地民族宏大叙事。小说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若干讨论、磋商、反思的话题，由此甚至可以重构当代文学中一些被忽略了的“精神事件”[1]。它激发我思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民族史谱叙事的问题；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问题；三、关于现代文明批判问题。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三个方面既有其独特的叙事魅力，同时也具有令人疑惑的意指倾向。

边地民族史谱叙事作为一种审美风格的魅力

穿越《额尔古纳河右岸》密不透风的丛林故事、针头线脑的日常生活描绘、万物有灵的神秘信仰，在小说类型上它依然属于民族史谱叙事行列中的一个个案。故事的整体架构是氏族史诗的百年架构，同时它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样的时间顺序为结构，或者以叙述者“我”的少女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这样的隐喻时间为结构，但是这一切都是以鄂温克氏族的百年历史架构为中心的。这种“民族史谱叙事”不仅不是新鲜事物，而且简直是60年当代文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小说叙述模式。从“既定意识形态”[2]下的革命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中以与中原主流规范文化形态相对峙，侧重“区域文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历史、文化叙事[3]，再到新世纪以来以《藏獒》、《狼图腾》等为代表的“边地”叙事，均为民族史谱叙事的变形，其创作的意指均笼罩在一个民族史谱叙事的宏大的模子里，其根由因作家的创作动机或艺术发现的不同而各异。在这里，我无意梳理当代文学这种可以被称为“边缘叙事”[4]的文学史线索，而是关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氏族史谱叙事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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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风格。

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读者而言，构成对其民族史谱叙事关注的兴趣或者震撼的，首先在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冲击性的心理效果。这是一种与我们已经可以整体概括的现实生活方式样态并行的、但绝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学的审美“距离”拉开后，我们却被迟子建的这种探秘式的氏族生活描绘拉了进去，顺着密林的小径、太阳和星星、驯鹿和有着无数支流的额尔古纳河，来到一个“化外之民”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并行的（而不是遥远的、“古代”的）、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离的世界，但它在小说中不仅不是一个野蛮、蒙昧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美丽而神奇、充满生命力量的生活世界，它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在生活方式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的氏族生活最接近西方“文化”最初内涵的所指，正如雷蒙 威廉斯所言的那种“照料动植物的成长”[5]的阶段。这种生活方式之所以没有被描写成“野蛮、蒙昧”，是因为他们虽然以狩猎为生，但却并非是以破坏生态文明为生，而是在人与自然的一种平衡中生存。小说中写到了驯鹿的生态性：“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它们吃东西很爱惜，它们从草地走过，是一边行走一边轻轻啃着青草的，所以那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该绿还是绿的。它们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也是啃几口就离开，那树依然枝叶茂盛”。而在“半个月亮”的尾声中，作者借“我”之口对他们的氏族生活与被要求的定居生活做出了对比性的总结：“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我很想对他们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的缘故呢？”可见，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鄂温克族人定居的理由是虚假的。

在生活的信仰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普遍敬畏于自己的民族宗教——萨满教。“跳神”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其神秘效果上对氏族成员形成了敬畏，关键在于萨满仪式是为民族而牺牲自我的高贵精神的集中体现。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世俗性和神性的双重代表，是渺小的人类和强大残酷的森林自然相互斗争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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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氏族精神的体现。妮浩的每一次萨满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无条件地解救别人，而对她自己的条件则是必须牺牲自己的孩子。他们是鄂温克族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威望和尊严建立对大自然森林法则的敬畏与内心道德纯洁无私的自我要求上。尘世生活中的爱恨情仇与疯癫状态中的牺牲精神使萨满成为鄂温克族人的人格神，人们通过将自身不能摆脱的痛苦、恐惧和未知让渡给萨满而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社会关系上，小说中鄂温克族人和自然最为贴近，因而其人性的一面格外体现出自然的丰富内涵。其中小说表达最充分，也是小说中最为吸引读者的是爱情以及由此展现的健康、自然、生机盎然的人性。从林克、拉吉达到瓦罗加，从鲁尼、小达西到伊万，鄂温克族的男人们无疑更像男人 …… 此处隐藏：555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