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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大事1、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3、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大成就1、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大考验1、执政考验；2、改革开放考验； 3、市场经济考验； 4、外部环境考验

四大危险1、精神懈怠的危险；2、能力不足的危险；3、脱离群众的危险；4、消极腐败的危险

新的历史起点1、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2、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要继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宏伟目标1、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党员干部，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思想上僵化保守，工作上得过且过，生活上享乐为上，不想事、不干事了，只想吃喝玩乐。特别是理论上的停滞、思想上的僵化危害十分严重。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所以，精神懈怠的危险是其他危险的根源，摆在了“四个危险”的首位。

二是能力不足的危险。毛主席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们可能出现领导发展的能力不足，科学决策的能力不足，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 三是脱离群众的危险。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从目前现实情况看，脱离群众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还出现很多官员的“雷人雷语”，“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局长的电话是一般群众不能打的电话”。因为干群关系紧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四是消极腐败的危险。古今中外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灭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之后，贪图安逸，腐化堕落，短短42天之后，被迫退出北京。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对照这句话，来看当今的反腐败形势，我们感到入木三分、振聋发聩。目前，消极腐败呈现群体化、巨额化、国际化趋势，反腐败形势严峻。

提出四大危险是对形势的清醒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用“四个危险”给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有效遏制“四个危险”能增强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而深陷“四个危险”则可能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背离人民意愿，最终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因此领导干部需要认真领悟总书记的“四个危险”所释放的信号，切实做好工作。

第一，消极腐败对脱离群众的影响。在革命时期，人们普遍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群众是水，党和党的干部是鱼。这个比喻很形象、很到位。常识告诉我们，鱼儿离不开水，离开水的鱼儿是须臾不能生存的。在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严酷，外部敌人或对手的强大，为了党的生存，全党同志务必要时刻注意和维护党群和干群关系，反之，对于任何损害党群和干群关系的行为都要做最坚决的斗争。然而，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鱼水关系的关系定位就有可能被淡化，因为至少是在一定的执政阶段或时期内，没有良好的党群和干群关系，是不会触及到党的生存地位的。在没有了现实生存危险的情况下，鱼水关系就有可能向“油水关系”演变——群众依然是水，而党的干部和党可能变成为油。大家知道，油是不能溶于水的，且总漂浮在水之上。党在执政之后，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漂浮在群众之上的党员干部日益增多。在这方面，实例俯拾皆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从空间上（例如居住场所）、情感上、精神思想上，脱离群众的问题日益严重，以至于干部躲着群众、怕见群众在有些地方都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2008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开始是群众有误解，谣言满天飞，群众迫切要求政府披露真相，后来这种误解就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瓮安县的在岗主要领导干部，自始至终回避群众，不敢直接面对群众。从危机应对或管理的视角来看，这是酿成这起严重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一定时期内没有了生存威胁是导致群众关系演变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消极腐败问题则是更为现实的、广泛的、深刻的原因。腐败行为不仅使党群、干群关系变为油水关系，更可能演变为水火关系。腐败是什么？腐败者为什么能迅速致富？他们的腐败利益或好处是从哪里来的？一言以蔽之，是从群众那里偷来的、夺来的、抢来的。就像善良民众不可能与小偷、强盗为友一样，群众怎么可能和腐败分子成为贴心人呢？任何人，最大的可能是和偷盗、抢劫你劳动果实的人水火不容。反之，如果能够有效防止腐败，真正做到党的主体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真正发展、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的，那党群、干群关系自然就是鱼水关系，不可能变成油水关系，更不可能变为水火关系。

第二，消极腐败对能力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能力是一个独立的要素。随着教育的普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专业培训和经济的发展，能力会越来越高。回顾党的90年，客观地说，党组织中的人才越来越多，党组织中的干部个体的能力是越来越强。这是必须且应当承认的客观事实。但为什么党作为一个组织，其总体能力表现出了不足的问题了呢？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人们为什么普遍地认为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是无能的，而且常常是把腐败和无能联系在一起，称他们为“腐败无能”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腐败为什么和能力扯上了关系？腐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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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如何影响能力呢？事实上，能力是客观存在的，非不能为，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腐败，使人不想为，甚至反其道而为之。在这里，腐败或廉洁是属于德方面的内容，它对能力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在贪污腐败的情况下，能力越大恰恰越起到破坏作用。

第三，消极腐败对精神懈怠的影响。消极腐败对精神状态的影响不同于对能力的影响。消极腐败现象不仅像观察到的那样，会导致物质利益上的损失，它还会侵蚀组织的氛围或气候，耗散凝聚力，破坏组织风气，直接导致组织中个体的精神涣散和精神懈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集团内人心涣散，心无斗志，唯恐逃之不及就是生动的例子。共产党内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精诚团结，上下一心，组织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也不会发生个体间相互背叛的情况。

认识和对策。“危险”说集中反映了党对于腐败后果的最新认识，这说明未来必须要显示出更大、更彻底的政治决心。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是反腐败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也已经多次得到成功者的验证。在反腐败对策上，新的精神是强调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过去一些年来，虽然制度上的改革创新不断，但在表层制度上做的文章比较多，而在深层制度上的突破难、突破少。对于那些“躲不开、绕不过”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必须要予以突破。深层制度的突破的确具有挑战性、复杂性和风险性，因此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中央能正式授权一些地方进行大胆的、整体性的试验。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到的“四种考验”、“四个危险”，有着深刻意味。“四种考验”很严峻，“四个危险”很尖锐，但这些只是“标”，深深隐藏在背后的“本”是政党“变与不变”的大问题。

但是政党作为一个有特定内涵或质的规定性的客体，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改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可变的，什么是不可变的；什么是必须变的，什么是绝不能变的。

所以，透过胡锦涛同志对“四种考验”和“四个危险”的忧虑，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党的“变与不变”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与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借此重申不管是“以变应变”也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也罢，指向始终是明确的，这就是该变则变、不该变则不变。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在《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九十载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青年热血的青春史诗，是党高度重视和肯定青年的地位与价值，用科学的青年观引领青年为中华民族振兴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央从时代的视角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四个新一代”通俗易懂但分量很重，具有创新意义，既包含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基本结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看不到危险而丧失警惕是更大的危险

党和群众就是鱼和水 鱼离开水只有死路一条

新时期做群众工作要要有真感情 新智慧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 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只有把涉及群众的民生明珠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演得民心

最有效的监督，是民主监督，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结合当前实际来讲，就是要落实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党内，党员也应有这样的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来监督执政党；让党员来监督党组织的领导者。离开了有效的民主监督，其他举措的效果都会打折扣。

这里讲的民主，是邓小平所说的“切实”的民主。人民群众确实感到自己是在当家作主，这样的民主，才是切实的民主。走过场的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牵线木偶式的民主，不是切实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