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李约瑟之谜_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_兼与姚洋就_高水平陷阱_李约瑟之谜再考

发布时间:2024-11-21

李约瑟之谜

经济 管理

200411

“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兼与姚洋就《高水平陷阱———商榷

□摘 要:,,认为造成中国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产业技术队伍的稳定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下,吸取历史教训,破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建立相宜的制度吸引和激励各种人才投身各个行业领域,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关键词:李约瑟之谜 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 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4)01-104-04  一、李约瑟之谜的考察与分析

  “李约瑟之谜”是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提出的———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甚至在宋朝就已经基本具备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但是为什么明朝以后中国却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对此理论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在《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一文中,姚洋列举了五种代表性的解释理论,重点推崇第五种———Elvin1Mark的“高水平陷阱”理论假说,在此理论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数理推导论证解释中国在18世纪为什么没有象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以致中国经济从最初领先欧洲到后来衰落。

在姚洋所建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假定:

(1)中国经济只有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

(2)中国人口规模远远大于欧洲,并按马尔萨斯理论人

最低生活收入水平f,从公式

+σ-1

)(1-μ)1-βKβRt=β[(1-β[(1-f/Wt)nt]1-βt

(22)

(Kt———某工厂的自有资本存量,β<1为Kt的产出弹性,

-

Kt———整个经济在t时刻的资本存量,σ为Kt的产出弹性,当人均

-

收入Wt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的消费品包括粮食和工业品,μ代表粮食在消费中的比例,nt为t时刻人口数)

所表示的工业领域储蓄率来看,1-f/Wt趋近于零,工业储蓄率Rt→0。在工、农业两部门劳动密集度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工业品价格Pm是Wt的凸函数(原文为凹函数),随着劳动力增加,Wt下降,人们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下降,于是工业品价格Pm下降,工业部门利润下降。一,工业部门自身的储蓄率趋近于零,没有了本部门的积累;二,人们看到工业部门无利可图,不会再有外来的追加投资,于是中国的工业部门衰落了,而农业技术部门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需求得到了长足的投资发展,所以中国陷入了农业技术高水平发展,工业部门衰落的陷阱,中国十八世纪中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首先我们看姚洋的数学模型推导过程中的几个疑点:

α-11-α2

根据公式 Wt≥αaAtLsAt-1

21-α变形后为:At1-α≥αaLsAt-1/Wt

口呈几何级数增长;

(3)存在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即β+σ>1;(4)在1700~1750年间,中国的人均初始资本存量低于

(5)(51)

欧洲人均初始资本存量;

(5)个人最低生活消费后的剩余占个人收入比例用γ表

(Wt代表农业中从事技术创新工人的工资水平,At代表t时刻农

γ<-1,(即人口增加示,γ相对于人口变动的弹性系数e

1%,γ下降超过1%)。

业技术水平)

[1]

该变形公式的意义为:At与Wt是负相关关系。

在1700年,假定中国与欧洲具有相同的工业发展水平,而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高于欧洲。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远高于欧洲,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供给快速增长,导致个人工资水平Wt下降,人们收入都只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趋近于

公式

+σ-11-β

)(1-μ)1-βKβRt=β[(1-β[(1-f/Wt)nt]t

(22)

表明工业领域储蓄率Rt与Wt成正相关关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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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β+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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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μ)(1-f/Wt)nt]1-β=δ/β[(1-β

(23)均收入Wt提高,工业品价格Pm先递增后递减。

姚洋以及Elvin1Mark的“高水平陷阱”理论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否恰当?关键在于上述五点是否成立,是否与中国的历史事实相符合。

翻开中国经济史论丛可知,早在1700年前,即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就与欧洲的有根本的不同。欧农奴为求庇护与生存,,,农奴,,这是保护劳动力再。形式上,中国的农民是自由人,提供雇佣劳动,但正因其脱离了土地的直接束缚,不构成地主财产的一部分,地主可以不必顾及佃农的死活,加重剥削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中国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承受剥削以致大量人员外逃、将土地抛荒的事件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欧洲的工商业是以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独立于封建统治者权力之外的经济运行体系,不受王权干涉,城市中的自由民依照城市中的制度工作生活,有了明确的分工协作关系,在城市中设立市场,工业制成品与农业产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活需要。这样,商业资本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职能作用,在城市经济中进入生产领域支配生产环节,并逐步形成产权保护制度和较完善的交易制度。而中国的城市本就是封建统治的中心,不可能形成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独立运行经济体系,当中国在封建社会中期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农业剩余,并形成大量货币形态的商业资本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商业的发展会成为社会动荡变革的根源,所以采取了抑商重农政策,包括抑制手工业的发展,加强对商业资本的控制,造成商业资本无法由流通领域自由地进入生产领域支配生产,只能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并且以贱买贵卖获取利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赚取利润;城

(政府直接控制),制成品主要提市中的手工业也多为“官办”

表明在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β+σ>1),工厂自有资

[2]

本量Kt与Wt成负相关关系。

由公式(22)Rt对Kt求导,得到

)(1-μ)]1-β[(1-f/Wt)nt]1-β=β[(1-β

dKt

σ-2+

(β+σ-1)Kβt

这就产生了第一个疑问:

在β+σ-2是否大于0不确定的条件下,(1)如果β+σ

-2>0,则Rt与Kt成正相关关系,即Kt增加,Rt也增加,Rt

与Wt就得出了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同公式(22)互矛盾;(2)如果β+σ-2<0,则RKt,整个,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第二个疑问:

在Kt与Wt成负相关关系前提下,Kt与Wt的变化趋势相反。姚文推导:由于人口nt增加,工人工资水平Wt下降,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趋于0,于是Kt也相应减少,而At上升,农业技术部门发展工业技术部门衰落的结论就无法导出;但如果按姚文中假设,Kt与Wt成正相关关系,虽然可以推出上面的结论,却又与公式(23)表达意义相矛盾。

第三个疑问:根据公式(2)

At=aLaAt-1+At-1

[3]

At代表t时刻农业技术状态,它与上一时刻的农业技术

状态At-1和从事农业技术创新劳动力La有关,却认为与工业技术状态无关,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吗?当中国社会发展到1700年的时候,涉及冶铁采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与工业相关的技术知识难道与农业技术发展就绝无联系?现实当中工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的支持事实说明不仅仅有联系,而且大有联系,那么At与Kt的零相关关系,就不能成立,(nt,

At)的动态过程独立于Kt的结论同时不能成立。从以上三点

供给官宦之家和上层人士消费。这种狭小的畸形的手工业制品市场,同样使手工业人员遭受酷烈的剥削,其行业本身也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

由此看出,

(1)中国城市中的工商业受到皇权压制与控制,不具备

疑问来看,姚文中的一般动态模型的推导也就不能成立。

其次,姚文中的理论模型以Elvin1Mark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主要集中于经济的表象层面分析,并不涉及制度层面。而

Elvin1Mark的理论框架的基本假设前提是:

(1)在1700年的封建中国,已经产生了在性质上等同于

独立运行的特点,其性质与所处环境完全不同于欧洲,因此不能说中国的工商业兴盛与衰落取决于投资回报率,更不是自由的市场竞争的结果;

(2)工商业资本既然受到产业选择的控制,当然也就不

欧洲的工商业,并且有独立运行的体系与规律;

(2)资金这一要素具有依市场规则被自由配置的特点;(3)中国人均收入水平Wt也具有随市场劳动力供求上

具备要素逐利的流动性,在无可选择的前提下才会竞相投向土地,而不是缘于农业投资回报率高;

(3)无论从农村还是城市,国家人口的主体———广大下

下波动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Wt就会下降,反之Wt就会上升;

(4)中国人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收入有剩余的情况下,

层人民的收入水平Wt长期以来始终都只是基本维持温饱,既不存在Wt随劳动力供求状况变化而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也不存在某个时期收入水平很高,以后下降趋近于基本生存水平以至工业品需求萎缩、工业部门衰落的情况;

(4)无论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还是工商业部门的享乐

才出现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收入越多,对工业品的需求量越大;

(5)工、农业两部门劳动密集度差异很大的前提下,工业

品市场价格Pm与人均收入水平Wt的关系是凸函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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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创,由于缺乏技术保护和交易制度,彼此保密也不会大面积扩散被同行采用,生产力也就得不到发展,产权制度缺位又从另一方面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结合中国经济史对“李约瑟之谜”的考察与分析,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以及从社会地位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年净1200万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岗位500万左右,二者之差达70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700万人找不到工作,同时,因国企改革,城市中现存下岗待业人员总数达460万,第三产业中的餐饮、娱乐等服务业人员已相对饱和,城市也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力112亿,形成庞大的就业压力。

我国剩余劳动力与新增就业人口的安置出路,仍在于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无论是从加快城市化建设,消除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还是推动农业工业化,工业现代化的进程,集中一点有赖于我国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发展的核心依靠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我国还未完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情况下,又迎来后工业化发展的挑战,我国面临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建立成才牵引机制及人才队伍稳定机制的双重重任。但是统计调查报告显示的情况却不令人乐观,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陆学艺主编,第44页表14)中所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告》

产品,都主要提供给社会的统治阶层消费,其消费群体的需求基本是稳定的,对工业品的需求不受大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和支配;

(5)虽然一种传统工业品随市场需求的扩大,生产产生

规模效益价格Pm会下降,但从长期动态角度看,只要产业运营不受人为的压抑扭曲,工业资本会不断促使新产品出现来升级替代旧产品,厂家赢利最终会稳定在一定的利润水平上,所以姚洋建立的Pm———Wt凸函数曲线既不符合现代工业状况,也不符合中国封建时代受压制的工业状况实情。

从以上所论Elvin1Mark理论的五点前提不成立,为用“高水平陷阱”此外,,,。,这里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1700年诞生,而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在什么制度下进行的问题。中国在1700年虽有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人的习惯(非正式制度)造成产权制度与规范的交易制度的缺位,会从一个侧面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欧洲,这一制度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芽向成长壮大发展。即使产权保护制度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但也应当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因素。

而对李约瑟之谜的恰当解释,笔者以为,应当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分析。自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为了维持政权巩固,实现天下一统,万民归心,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思想统治,为此,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者独奉儒家经典学说为教育摹本,历经几朝几代,又加以曲解,形成完备的理论,并设立严格的科举制度,使天下英才都被纳入到向上爬的社会阶梯中,从统治者的角度是希望天下才俊之士,没有二心,为王所用;而从读书人的角度,一朝科举成名,出任官职,无论是皇家给的合法俸禄,还是借官位寻租所得到的好处,都是其它职业所不可比拟的。所以拥有文化学识的人终日翻遍应考经典,即使连年不中,也不会改投它业;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们也认为从事手工业的人员,所掌握的无非是奇巧淫技,不登大雅之堂,从业人员是低贱的人群,文化人耻于与这些人交游,更不屑于钻研、探究这些行业的技艺,这就将大量优秀人才拒于技术创新活动领域之外。

正是由于严格的科举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将大量优秀人才吸引到争取为官的仕途之上而耗费毕生精力,现实的经济环境又制约了人们的职业选择,不仅在

1700年的中国,而且在整个封建统治时期,不可能有大批的

个层次。在这十大阶层中,处于社会上层的第一、二、三类阶层人员总数仅占总人口的412%左右,却拥有绝大多数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不仅造成现阶段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还包括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占社会总人口70%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却处于社会的下层,拥有极少量的资源。并且从有关统计数据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由1980年的013上升到2000年01458,伴随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这两大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下降,逐渐演化成弱势群体。另外,从全国统计数据看,第三产业中科研创新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GDP的116%。

透过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一现象,我们所要关注的已不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这一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事财富直接创造的产业阶层,从收入数量以及社会地位两方面都受到压抑的时候,人员队伍还能稳定吗?我们都很清楚,经济发展的重任,决不仅仅依靠占总人口511%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就能完成,同样需要占人口70%的庞大产业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需要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且,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两者的功能是不能完全等同,更不能相互替代的,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看,企业的生产、经营、研发几个环节的模仿、学习和自主创新更具活

具有一定文化的知识精英,以一定的规模持续地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即使在中国曾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皇权的统治之下,是不会让其发展壮大的,社会上积累的货币资本———商业资本,无法渗入到生产领域形成产业资本,也就无法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生产获取利润,技术创新活动也失去了现实的经济意义。广大下层工商业人员局限于其知识水平,技术演变十分缓慢,即或有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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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的高层次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也不能违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所培养的人才要想获得充分发展,依然须投身一线实践领域。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80%以上,其中餐饮、服务业占60%,一、二产业只吸收12%左右。无论从一、二产业的发展规模,还是以科技水平衡量其发展的质量,都仍然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投入这些行业去发展,并不是我国一、二产业已足够强大到不需人才储备的地步。然而现实的微观环境显示,由于收入与社会地位偏低的影响,产业技术队伍人心浮动,企业中的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真正能潜心钻研,拿出专利技术成果的不到2%,才更为缺乏。某些先进的设计方案,备水平,,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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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才能掌控企业,成功时企业所获巨大利润的功劳大部分都归于经理人,但经理人不是全才,对于涉及专业技术的产品开发领域,他只能授权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凭其专业知识才能掌握研发。形式上,总工程师听命于总经理,受总经理支配,实际上,产品开发的成败,总经理及企业命运却系于以总工程师为代表的科研开发队伍,术上的分层控制局面,、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因此,即使一线的产、机,,他,这样一种资产专用性,我们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承担的前述风险的一种补偿,同时也是一种激励。

此外,在承认产业技术员工的人力资本特性和剩余索取权的同时,还有必要明确人力资本的投资人的权利。员工进入企业前,已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这是员工自我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员工在企业环境中通过干中学以及企业提供的在岗培训,个人的才能得到了提高,对于他们发明的专利成果,所有权应当以什么比例在个人与企业之间划分?这不仅仅是现期收入分配问题,而且涉及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员工辞职后其合理流动、择业取向的合法权利问题,这就引出在实际操作中,必须要有关于人力资本方面规范的产权保护与交易制度。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惟有澄清思想认识上的谬误,破除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旧制度确认那些拥有不可替代的劳动技能的员工具有人力资本,同时在制度建设上拿出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办法,从实施机制方面保证这些员工得到与其人力资本相应的收入,以及合理的择业流动权,产业技术人员的待遇才能得到根本改善,队伍才有稳定可言。此外,由于其待遇和地位的提高,在社会上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一方面,人们对职业教育将会少一分偏见,多一分投入;另一方面,各个教育层次培养出来的人才,由于有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将更积极地投入实业开拓领域,多一分实干创业的精神,少一些追求官位,追求寻租收益的浮躁。惟有如此,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才会转化成人力资本优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坚强后盾。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新分析李约瑟之谜,寻求解答的意义所在。

注释:

[1]77页原文注明At与Wt是正相关关系,显然有误。[2]姚洋原文认为Kt与Wt成正相关关系。

[3]原文为At=aLaAt,根据论证推导原文公式有误,公式应为

  三、  造成科技创新在GDP中比例甚微,相当数量企业中技术队伍人员流失严重,技术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表面原因看:

1.科技人员收入不高,不能与其贡献成比例,以致造成消极

负面影响;2.相对于高等学历教育,各层次的职业教育,在岗后续培训匮乏导致技术人员梯队结构不合理。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人力资本所有权的承认与界定还未形成制度,对哪些从业人员具备人力资本的认识存在误区:

第一种认识误区:只承认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具有人力资本,可以凭经营业绩取得高额报酬,其他员工不具有人力资本性质,只能凭其劳动奉献获取固定工资收入。

第二种认识误区:认为除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高级技术专家拥有人力资本外,其他员工不具备人力资本。

第三种认识误区:涉及企业核心技术的员工,不承认其具备人力资本性质,不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但也不能自主流出企业,否则,采取扣留挡案等行政措施加以限制。

我们一般都承认优秀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拥有人力资本,在分配收入方面,已逐渐参照国外的做法,给予他们剩余索取权,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掌管企业、公司时也在承担着经营失败个人声誉受损的风险,一旦经营失败,个人声誉下降,他们的个人薪酬就会减少,在经理市场上很可能不会再其它的企业愿意聘请他们。但是企业公司中各级技术人员呢?他们也同样承担着风险———一旦企业破产倒闭,股东还可以将剩余资产拍卖,在市场上获取一定补偿,高层经理凭借其以往历年所获得的高收入,维持温饱或小康生活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对于企业的中、下层员工,他们就没有任何补偿和依靠了。那些在该行业、该公司服务年限越久,年龄越大的职员,其知识结构、劳动技能已经定型,即具备了资产专用性的特点,转到其他新行业原知识技能不适用,个人已无优势,再重新学习新技能又困难重重,更无法同年轻的求职者在新行业领域竞争,因此,他们对投身服务的企业的依赖性更大,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样也施加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从知识技能的类型、层次来看,经理人凭其经营管理知

本文所列形式。

(刘茂松系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许鸿文系该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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