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人生论文

只是为了《活着》

只是为了《活着》

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亚里士多德回答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有人为信仰或者，有人为爱情活着，有人为事业活着，有人为别人活着；有人活得很轻松，有人活得很沉重；有人活得洒脱，有人活得笨拙；有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人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或。活着，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活着也昭示着崇高和猥琐，活着是一种累，活着是一种快乐，活着是一种悲哀，活着是一种享受，活着是一种美丽。读了余华的小说《活着》，我对活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一．生命与死亡的冷静描述

《活着》其实就是一幅活人观看死亡的全景图：“我”爹被活活气死，龙二阴差阳错做了替死鬼，有庆输血时被抽空而死，风霞生产时大出血而死，家珍得了软骨病安然病死，二喜被水泥压死，苦根饿后吃豆撑死，春生自杀而死，至于战争上的死亡事件却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平凡而集中，成千上万的伤兵在雪地里被冻死……命运的残酷和无常总是将生命逼向死亡的角落，主要人物的活着和其他人物的死亡成了贯穿文本始终的强大对比法则。

这种生死无常的边缘状态，也正是福贵在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在经历了苦难的人生之旅后的一种活着状态。一方面，从亲人的相继离去中他深深地明白了死亡的突如其来和随时性，所以他预先将五十块钱压在枕头底下，随时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另一方面，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使得他处于阴阳混界的状态中，这可以从他和那条同是福贵的老牛的对话中看出。

其次，这种生死无常的边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消解了生与死之间一贯的对立性。因为这种生死无常的状态归根结底是由命运的无常决定的，在巨大的命运苦难面前，生与死只不过是承载生命的两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也正因此，生与死在余华笔下成了一种自然交替现象，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正如作品的结尾写道：“我看到广阔的大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①土地的召唤容易让人想到死亡的召唤，在这里，死亡卸去了它可憎的面目，而是以土地般的朴实，宽阔呈现，于是，生与死在余华笔下得到了升华和超越。

二、苦难命运的漠然展示

在这里，余华将对人物的关注摆在了突出位置，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折射出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人总是活在某种边缘。福贵的家道中落却因而保命；龙二在赌场上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地当上了一县之长，但却在文革中一落千丈，被迫上吊自杀……这一切都深刻孕含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思想。福贵虽然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中，但是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任何历史社会背景都是微不足道的，都将黯然消退，人所面对的除了命运还是命运。因此，《活着》中的苦难便成了一种超越历史，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的本原性的苦难。

而余华呢，他的任务好像就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以一种不介入的方式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的叙述一通了事，刻意地回避排斥了主体对苦难人生和人生苦难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使苦难得以纯粹而透彻的呈现。因此，在《活着》里，在福贵平静地回忆他一生的苦难时，我们无法把握作者甚至是福贵对苦难的感受。

同时，余华所展现的苦难及其对苦难貌似无动于衷的方式，从另一角度而言，

也剥夺和撞碎了世人习以为常的领悟苦难的方式，也使读者在领悟苦难时屏除了一切道德文化流俗观念的限制而带上了纯粹性和本原性。现时代的人越来越远离情感的本原状态，现时代对苦难的情感反应都离不开流俗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余华的《活着》却使我们在一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赤裸裸地投入到苦难的人生中去并真真切切地感受，从而激发起对生存本原下苦难命运的“畏”。面对福贵，我们在给以有限的同情和怜悯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兔死狐悲”之感。通过福贵的苦难命运这面镜子，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开始用一种最原始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我。

三、生命意志的沉淀

余华说：“福贵是一个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的人。”面对死亡，他是如此的平静和坦然：“我也相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在枕头底下压了五十元钱……”在回忆自己的妻子家珍时也是如此地带者微笑：“家珍死得好，死得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象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面对人生中的苦难时，他又用一句“活着比什么都好”进行阐释。或许这就是余华所谓的“高尚”：“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对死亡和苦难的理解，使得福贵以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看待生活，而这也正体现了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审美心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亲人的接连死亡，灾难的接踵而至面前，福贵明白了命运的不可扭转和人的卑微，并纵向挖掘其生命的承受潜质，从而做到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处世之道。因为生活原本如此，活着，只是为了活着。

四．悲剧的消解

“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从美学上看，《活着》这种对生存困境的迁就与顺从就是对悲剧的驱逐。当人的生命遭到任何方式的戕害时，都将本能的进行自我保护，寻找生存下去的可能，这种抗争冲动凝聚为意识、观念就叫悲剧性抗争精神——悲剧精神。因此，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性。在《活着》中，福贵已解悟了生命与死亡的统一性，彻底完成了对死亡意识的超越（前面已论述）。生存对于他而言，只是活着的一种方式，在他的意识里，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欲望，他所需完成的只是从生命到死亡的过渡。

也因此，《活着》无法在让人震撼的同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纯净之美。他只能给福贵一样活着的人们一剂无奈的心灵之药：缓解痛苦，却救治不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