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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反腐形成了一条相对固定的“路径”：对涉嫌贪腐的中共领导干部，先经由党内程序进行查处，发现基本犯罪事实后，经党内处理后再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定罪量刑。采取这种前置程序与法治程序、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相结合的衔接机制，符合中国的政治体制，也确保了反腐尤其是查处高级官员的有效与安稳。

反腐治标时期，更多依赖于党内程序的权威。600余天的反腐风暴中，中央巡视组始终处于“风暴眼”。虽然并不直接办案，但作为中央的“千里眼”，巡视制度有效破解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而已运行十年的党内巡视制度，也迎来了新的调整改革：巡视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更加强化了巡视的中立性;收缩巡视范围，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发现和反映违法offcn违纪线索，从而与纪委查案形成更加科学的职能分工和配合;常规巡视之外增加“专项巡视”，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更加增强巡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法治的意义上，只有依靠司法的程序正义，反腐才能由治标走向治本。因为司法包含有国家权力监督的正常机制，体现出现代国家治理腐 败的宪法安排。在常态政治中，司法程序具有控权的制度功能，能把权力“逼进”制度的笼子里，随时矫正溢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失范和滥用现象，让权力严格运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因此，未来的反腐，必定需要重塑司法的常态化追诉，以党内程序带动强劲反腐风暴，最终要让位于司法机关严密有序的刑事执法。

立法精细

用法治的标准衡量，反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具体抓了多少贪官，也不在于用严酷的死刑震慑多少贪腐分子，而在于是否遵循这样一种反腐逻辑：任何人，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滥用权力就必定受到法律追究，多大程度上滥用权力就必定受到多大程度的追究。为此，伴随法治程序崛起的还有立法规制的完善，因为立法的失衡或断档，容易冲击到上述的反腐逻辑。

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上，目前依然存在疏漏和失衡，导致立法与司法的紧张。例如刑法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从伦理角度分析，控权的制度设计是以官员“人性恶”为前提，官员对个人巨额财产负有说明来源的义务，这推导出在定罪过程中官员“自证清白”的责任，当其无法举证证明财产合法来源offcn时，就应当承担“有罪推定”的不利后果。但是立法采取折中的罪名并设计较轻的刑罚，结果是混乱了定罪的逻辑，造就诸多刑罚适用上的人为裁量“空间”，在治理腐 败的效果上并无起色。

立法与司法的矛盾还体现在配刑上。过低的起刑点不仅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适应，在司法实践中也广泛被闲置。事实是，过低的起刑数额标准划出一个庞大的 “犯罪黑数”，无奈之下执法机关只能一再突破法定标准，从而导致罪刑失衡。与这种过于严苛的起刑标准相比，在高数额的巨贪巨腐的配刑上，则显得过于宽松。对于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