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方面,发现有较规整的圆型和近方形灰坑、排柱式房基以及沟槽形式的建筑遗迹。排柱式房基遗存以木柱腐朽后遗留的柱洞遗迹作为判断的依据。第3层下发现的F1具有明确的结构单元,总长14米,总宽约6米,布列呈西北)))东南向。柱洞分三列,南列共十个柱洞,间距约160厘米,部分洞边还嵌有小石块,中列11洞,与南列间距3米;北列11洞,与中列间距约3米。洞形均为直壁锅底,洞径27)50厘米,深70)90厘米,个别柱洞底有小石块。三列柱洞纵向呈平行分布,横向基本上一一对应。这种类型的建筑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建筑有相似之处。编号F2的遗迹发现在第7层下,初步确定为基槽式的房址,朝向为坐北朝南略偏东,由北、东、西三基槽构成U字形基址,南部基槽位置则在东、西基槽的中部。保存较好的是西侧基槽,槽壁斜直,底近平,长8.5米,宽约1米,深10~26厘米。西、北、南三基槽的填土颜色各有不同。另外,还发现同一时期的灰坑20余个。

值得关注的是,上山遗址夹炭陶片的表面有普遍发现谷壳印痕,胎土中夹杂大量的谷壳(图三)。经取样进行分析显示,许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酸体(图四)。对陶片中谷壳形状的初步观察结果是,粒的长度比野生为短,粒的宽度比野生稻大,与野生稻有所不同,为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

.我国南方迄今发现的万年以上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如玉蟾岩遗址(1)、仙人洞遗址(2)、吊洞环遗址(3)、曾瓦皮岩遗址(4)等。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这是人类早期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以三排柱洞为特征的房基形式很可能与河姆渡式木构(干栏)建筑有发展关系,反映了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文明发展中的区域特点和优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上山遗址石器中发现通体磨光石锛、石斧,有的磨光石锛棱角分明,在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多见。作为一种木料加工工具,是探讨遗址所区域的木构建筑传统的另一条线索。

上山遗址以石球、石磨棒、石磨盘及厚胎夹炭红陶盆为组合特征的遗存内涵迥异于浙江及附近地区已往发现的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原始性特征十分明确,如陶片断面上发现层理结构,反映一种十分原始又具有普遍性的/贴筑法0制陶技术;穿孔式加重器也属于华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特征性器物。磨制石器稀少,打制石器数量较多(5)。陶器单调,陶质疏松、火候低。特别是石球、石磨棒、石磨盘的组合可能为稻谷、坚果类食物的脱壳、碾磨、敲砸工具,与原始的采集、农业经济模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长江流域是亚洲栽培稻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中心地带。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和发掘了河姆渡(6)、罗家角(7)、草鞋山(8)、崧泽(9)等与稻作有密切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距今7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是稻作起源地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推动了国内外稻作起源研究的深入。河姆渡遗址发现后,研究者重新思考我国稻作起源、传播和稻种分化的问题,提出了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地,在向北和向南传播的过程中,适应各地自然条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稻作文化

南的贾湖(13)(10)。90年代以后,在长江(12)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湖南的彭头山(11)、八十 、河等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500年以上,早的年代数据距今近9千年。近年湖南还发现了和稻作有关的1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遗址(14)。由于这些年代古老的稻作遗址发现,对我国稻作起源、传播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学者开始修正原有的观点或提出新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栽培起源地范围从长江下游扩大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15),二是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稻作遗址地区出现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一带是我国稻作起源地,其他地方是稻作的传播区(16)。

2001年、2002年,在距今8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中,通过浮选法采集了千余粒稻壳与稻米颗粒,经鉴定,各个土层之间的稻硅酸体在形状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与现代栽培稻籼稻和粳稻的运动细胞硅酸体比较结果显示,跨湖桥遗址的硅酸体形状特征接近于现代栽培粳稻的硅酸体。从粒型的长宽比角度看,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是一些经过人类驯化的古栽培稻。这一发现把该地区的稻作历史又向前上溯近千年(17)。

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又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这表明长江下游在水稻栽培史上方面毫不逊色于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和栽培稻的重要起源地。上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所在的浦阳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已列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几年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