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是一门关于个人微观历史的考古学，这一比喻广为人知，甚至有人据此认为精神分析的工作方式是要不断“挖掘”分析者的早年成长史、原生家庭史等，“挖掘”越深入，可能获得的工作效果就越好。“挖祖坟”一词成为精神分析临床工作的一个戏谑式标签，普通受众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精神分析要追寻的就是分析者真实的个人历史。这一理解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精神分析创立者弗洛伊德自觉或不自觉努力的结果。弗洛伊德发现，人是一种神经症的动物，即人是唯一会罹患心因性神经症的动物。导致神经症的原因首先与人类的一种生物事实有关：人的诞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早产，每一个人在诞生之际都是一个早产儿。不像小马小羊一出生就能站立行走，人类婴儿刚出生时没有任何生存能力。早产的生物事实导致人类有一个漫长的童年期，这使得人类需要长期依赖于父母。弗洛伊德论证了一个事实，即人类的所有神经症都与童年经验有着直接关系。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在临床实践中，他都孜孜不倦地探究童年期经验，尤其是那些创伤经验与神经症的关系。正如法国哲学家利科评论弗洛伊德时说：“人是唯一受其童年折磨的存在者：人是被其童年不断向后拖拉的幸存者；于是无意识就是所有回溯和所有停滞之源。”神经症的终极原因是源自压抑。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工作的目的是引导病人放弃早期发展中的压抑，并用一种相应的精神成熟状态的反应来取代它们。分析者当下呈现出的症状和阻滞正是由这种压抑造成的。精神分析认为神经症是一种“记忆疾病”，只有当主体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借助自由联想恢复其“真实的历史”，才能使其获得部分自由。在晚年之作《分析中的建构》中，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工作做出了一个本质定性和论述：（分析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考古学家对被毁坏并被掩埋的住所，或古代大型建筑物的挖掘。人们熟知的将精神分析治疗过程比喻为考古学家的工作就出自此。那么，这个比喻是否说明精神分析追寻的目标就是主体真实的历史呢?事实上，弗洛伊德在《分析中的建构》明确指出了精神分析和考古学的不同。“分析师试图恢复的早年历史中的心理客体是不同的。我们在分析中经常遇到的重现情形，在考古工作中却是极其罕见的。”他认为，“心理客体要比考古挖掘者的材料更为复杂，并且因为心理客体的出色构造包含了太多神秘莫测的部分，所以我们对期望发现的东西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们所寻找的是被病人遗忘的岁月的图景，它是值得信赖的，也是包括了所有重要方面的完整图景。”

　　与其说弗洛伊德瞄准的是来访者的心理历史，毋宁说是无意识的历史，一段充满了断裂、矛盾、冲突和不连续的历史，那么建立在这样一段历史之上的真实又是什么?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历史真实就是不可能的实在（reel），因此，历史对象就像任何其他对象一样，是“建构”出来的。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分析师的任务是从记忆痕迹中辨认出被主体遗忘（压抑）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构它。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重建是他竭尽努力的目标和结果；然而对于分析师来说，建构仅仅是工作的开始。

　　面对神经症这种“记忆疾病”，分析师对无意识历史的建构工作建立在分析者带来的材料的基础上，而分析者带来材料的绝大多数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和意识形态化了。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将个体的心理过去比喻为“不朽之城”罗马的历史。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在精神生活中，“任何东西一旦在心理上形成就不会消失——一切都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幻想的假设，罗马并不是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有着同样悠久、多变历史的心理实体——就是说，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建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消失掉，一切早期的发展阶段和最近的发展阶段一起保存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凯撒的宫殿仍然坐落在罗马的巴拉顿丘上，赛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七层古堡仍然像过去的一样耸立着；美丽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圣·安其罗城堡的柱廊上，直到它们被哥特人包围了，等等。但是还有，假如没有这种变迁，在被帕拉佐·卡发莱利占领的地方，也会有朱庇特·凯庇托利纳斯的神殿，不但会有它的最新样式，而且就像凯撒时代的罗马人所见到的那样，会有它的最古老的样式，它那是仍然体现着伊特拉斯钦人的设计风格，镶有赤褐色的衬托装饰。在现在圆形大剧场耸立的地方，我们同样能欣赏到尼禄那消失不见的金殿；在万神殿的广场上，我们不仅会发现哈德良遗传给我们的今天的万神殿，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还可以找到阿格里帕最初的大建筑物。的确，同一块土地上还会承受着圣玛利亚和密涅瓦的教堂，以及在上面建造的古老神殿。观察者为了能看到某一个建筑物，或许只需转移他的目光注视点，或者改变他的位置即可。

　　这一比喻说明弗洛伊德真正想阐明的是，原初记忆或者说无意识记忆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无论后来发生的事件会对其做出何种修改和扭曲。在弗洛伊德论及记忆这类问题时更多使用“痕迹”这个术语，似乎重要的不是记忆本身，而是记忆留下的痕迹。他提出了“屏幕记忆”（Screen Memories）的概念，讨论回忆中被记住的东西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重新建构的。

　　我们童年的记忆所展示的并不是我们最早岁月的样子，而是它们在回忆被唤醒后出现的样子。在这些唤醒的阶段，童年的记忆并不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出现，而是在那个当下形成的……对历史准确性的关注，对于记忆的形成以及记忆本身的选择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精神分析要探究的是“岁月的图景”，即“另一个场景”中的事，它既不是物质的、实际的现实，也不是一种主观臆想，它应该被称为“心理现实”。弗洛伊德借此提醒我们，心理现实是存在的特殊形式，不能与物质现实混为一谈。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出现的历史真相并不是既定的，而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是一种建构：一种基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共同努力的建构。那么，这种建构如何得以展开并产生效果?囿于时代局限弗洛伊德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在此问题中话语的重要性，而拉康对此做出了其独特的贡献。《一个挨打的孩子》（A Child Is Being Beaten）中，弗洛伊德讨论了一个在分析临床中发现的有趣现象：关于挨打的幻象。这个幻象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孩子（兄弟姐妹）正在被爸爸打；其次，我正在被爸爸打；再次，一个孩子正在挨打。弗洛伊德指出：第二阶段尤其重要和关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从来不曾成功地成为意识，它是分析建构出来的东西。在制造幻象的主体看来，挨打的背后隐藏着爸爸“爱我”、“我恨他/她”等复杂的、不属于事件的无意识幻想。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弗洛伊德并非要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他所做的是给予主体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或者说主体自身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只能是事后追溯的意义而非事件本身。不是事件决定意义，而是意义决定了事件。我们只能通过意义的面纱去窥探事件必然不可全部把握的真相。拉康认为，症状的意义只能来自事后。他一再强调所指是能指的产物，只能回溯性地生产出来。在基本欲望图中拉康解释了意义产生的回溯性特征：这两条线的第一个交叉点，拉康称为“编码”，即语言中大他者的位置；第二个交叉点是“讯息”，意义产生的地方。折返的方向凸显了说话者是从大他者处以回溯性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讯息。当婴儿啼哭时，母亲会说“他是饿了”，或者“他渴了”，或者“他尿了”……婴儿于是从大他者的能指中锚定了主体自身。这一事实表明意义是回溯性地建构出来的，意义的效果总是事后生产出来的。意义来自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分析是回溯性的，同时又是预期性的。那么精神分析工作中建构工作是正确的还是无用的，弗洛伊德在1937年已经写明：随着未来的发展，一切都会清楚的。